1937年7月7日夜，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

中国红十字会面对空前的民族与人道危机，迅速组织队伍，调整工作重心，优化工作机制，积极发展会员、募集资金、编写教材、培训医护骨干，先后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救护总队、卫生人员训练所等，组织、培训了数千名医务人员、150余支医疗救护队，分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书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中的重要人道主义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1年后，中国红十字会为储备全面抗战爆发时必需的人道救护专业力量，全面谋划、积极组织、培训医疗队员，普及救护知识，促进全民族的救护能力。

1933年，上海颜福庆与北京林可胜等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

1936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在北京筹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

1937年，“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重组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明确提出 “统一组织，依照日内瓦条例编练救护人员”要求，救护委员会内设两组14门课，迅速组织教材编写，并举办救护培训班。

1938年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同年6月，在长沙建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1939年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往贵阳图云关。为解决培训教材不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先后会同有关组织、社会力量和医学界的专家编写、翻译、引进了一批医学培训教材。

《简易实验诊断学》，系1936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首批编印的教材。该书封页为淡蓝色，黑色繁体汉字竖排，左侧装订。封面右侧第一列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出版；中间为原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总办、中华医学会第八届会长的著名骨科专家牛慧生题写的书名《简易实验诊断学》，右侧下方为牛惠生签名及红色印章。本书内页附有众多生化检验数据表、细胞的彩色照片、绘图等。

1938年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后，为解决大量医护人员培训之急需，于1938年6月在长沙建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随着武汉失守，“训练所”于1939年初迁往贵阳图云关。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培训大量能保证医疗救护质量、规范合格的医护人员成为抗日战场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最紧迫需要。而规范的诊疗与管理教材十分缺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先后组织外科专家张先林等数十位有名望的医学专家编撰了《战时卫生工作规程》六编。分别为：第一编，卫生设施规程；第二编，外科工作规程；第三编，内科工作规程；第四编，护病工作规程；第五编，防疫工作规程；第六编，环境卫生工作规程。《战时卫生工作规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医疗卫生工作者十分珍贵的教科书。

《战时卫生工作规程》内容体现了“简要、经济、通用、易行”的宗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林可胜为此书作序。

本次收藏展示的三件藏品分别为：《战时卫生工作规程》的第二编，外科；第三编，内科；第五编，防疫。

三件藏品均采用繁体楷书从左到右编印书名和署名，十分简洁。除第二编外科一书纸张稍好外，其他两本书均因日军封锁，贵阳图云关地区印刷条件日益困难，封面只能采用类似马粪纸的粗糙纸张印制；书内文字、图画均采用黑色，插画也很少、很简略。与1936年彩色印制的首版《简易实验诊断学》相比较，在纸张的选用和印制的质量上差别很大。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围绕“战时卫生人员救护训练所”培训救护人员需要的同时，还会同医学会、有关组织、社会力量等，引进、翻译、编写了一批相关医学培训教材。

《看护病人要诀》系九一八事变后翻译的美国红十字会教材；《红十字应急疗法》系1937年翻译的英国红十字会教材；《毒气急救法》系1940年翻译的英国红十字会教材。

除《毒气急救法》封面上部套有彩印红十字外，三件藏品封面均采用一般封面纸、设计简洁，文字全为黑色；书名先后分别为繁体汉字竖排或从右到左、从左到右排版。这些教材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救护总队、卫生人员训练所编写的教材，形成了战时培训卫生人员需要和全民普及战时卫生知识的卫生培训教材体系。

以上藏品保存完整，对于研究和印证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和救护总队在抗战初期的工作，以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组织开展红十字医护人员培训工作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原件现藏于上海红十字历史文化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