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生在常州，长在常州，他和他的父亲盛康深受常州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把“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和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精神结合起来，并付诸于实践。盛宣怀创办和主持的实业大都是全国性的，多设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盛宣怀银耳很早就离开了常州，中年以后先后在山东、天津、北京和上海居住。但是盛宣怀毕竟是常州人，盛氏家族的故居在常州，盛氏家族祖坟在常州府辖下的江阴，常州有他们为数众多的亲属，有盛氏家族创办的义庄，盛宣怀和盛氏家族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盛宣怀，1844年出生于常州，他是常州近代史上出现的又一位历史名人。历史上的常州多文化人，可以在中国文化史上占一席地的画家、书法家、藏书家、是人、词人不胜枚举，盛宣怀与其他文化名人不一样，他是一个实业家，靠创办洋务实业起家兵灾很长时间内掌控着晚清时期重要实业，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织布厂、中国铁路总公司、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这些开创性的经济实体的创办和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基础。这些企业的生命延续了100多年，至今仍在发生影响。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实业发展史上的作用，是无法抹杀的。

盛宣怀的兄弟和夫人

盛宣怀在家中排行老大，兄弟四人，只有他，做了高官，发了大财。说也奇怪，盛氏兄弟四人，也只有大房人丁兴旺。盛宣怀先后娶了两个夫人、五个妾、生了八个儿子、八个女儿，可谓妻妾成群，子嗣繁茂。二弟寯怀21岁就生病死了，没有留下子裔，由父亲盛康做主，把盛宣怀的第二个儿子和颐过继给了二房，没想到和颐也只活了17年，二房遂至无嗣。三弟星怀，1894年参与朝鲜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在平壤中了日本人的枪弹战死，他只留下一个儿子伯颐。盛宣怀的四弟善怀，生于1889年，是盛康侧室所生，比盛怀宣小45岁，也没什么子女，盛康在世时，遗命将盛怀宣尚未出生的第五个儿子过继给善怀，叫做虚名待继，这个儿子就是泰颐，谁知泰颐从小多病，也是幼年夭折。

盛宣怀的第一位夫人姓董，名舜畹，小名探梅，是盛宣怀的同乡。在清代，董氏是常州的大族，父亲董似穀，字蓉初，做过江西粮道，盛家与董家称得上门当户对。董夫人在同治元年（1862年）嫁给盛宣怀，和盛宣怀共同生活16年，1878年因病去世，只有三十来岁。她为盛怀宣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昌颐、次子和颐、三子润颐，还有三个女儿，是盛宣怀妻妾中生育最多的女人。董夫人生于大户人家，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她读过私塾，有文化，会写信，字迹秀丽，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怀宣档案中保存了不少董夫人写给盛宣怀的亲笔信。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占领了常州，为了躲避战乱，盛宣怀和祖父母、弟妹合家逃往湖北，在父亲盛康任职的湖北粮道衙门暂住，董夫人嫁给盛宣怀后，也在湖北与盛家合族生活。结婚后的最初几年，虽然战乱频仍，生活动荡，小夫妻俩缺页你恩我爱，感情甚笃，盛宣怀的长子昌颐就是在湖北出生的。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太平军了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第二年，盛康想在苏州置办房产，就让赋闲在家的盛宣怀去苏州，负责房屋修建之事，一周就将近一年，这是盛宣怀与董夫人结婚后第一次较长时间的分别。盛宣怀去了苏州后，董夫人耐不住相思之苦，不断给盛宣怀写信。董夫人的信除了问暖嘘寒之外，大抵叙说家事，对夫君的思念之情，语气委婉，十分口语化。曾见一信，称呼盛宣怀为“红杏书农”，想来是小夫妻之间约定的昵称，这在盛宣怀所有书信中是仅见的，亲昵之状可以相像。明清两代，苏州向来是个商业大埠，人文胜地，比常州要繁华的多，董夫人生怕盛宣怀流连花街柳巷，沾染不良习气，信中偶有告诫，盛宣怀回信发誓赌咒，表示绝无此事，董夫人却又心软不忍，回信自责：“前信恐你沾习气，此原我过虑，因听旁人所说，我甚发极（急），故写信与君，望勿见怪，亦不用如此发誓，真令我不安，不胜悔恨心粗，不应惹我主人动气。”盛宣怀生怕董夫人不放心，想让她带着儿子去苏州住在一起，董夫人又觉得妇道人家远行不便：“至于令我与昌颐撘轮船归吴之事，此时若来，路上无自家人照应，兼之携带小孩十分不便，恐昌颐怕洋鬼子，我又路上不好料理。再一切收拾停当，到苏亦要三四月内，那时想屋事亦妥，料君亦当回署，此事甚算不来。”最终还是没去苏州。1867年，盛宣怀祖父盛隆在湖北病故，盛康辞官送盛隆棺木回乡，董夫人也和盛宣怀回到常州故居定居。盛氏家族在常州的房产主要有两处，一在周线巷，一在青果巷。董夫人回常州后，与盛宣怀居住在周线巷，那是一栋前后九进的大宅院。回常州后，盛宣怀帮着父亲盛康开办和管理典当、钱庄，倒也过了几年安稳日子。1870年，盛宣怀入李鸿章幕府，此后便经常在湖北、河北、天津等地为公差奔波，忙于湖北煤铁矿、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参与赈灾工作，在外的时间多，回家的时候少，周线巷故居大部分时间只有董夫人带着几个孩子居住，常感寂寥，但除了写信抱怨一通之外，也无可奈何。董夫人在周线巷故居一直住到她去世，那一年是1878年，盛宣怀在天津做候补道，农历十月，得知董夫人病重后，他急急忙忙请假赶回常州，总算在董夫人临终前见了一面，圆了她生前最后一个愿望。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退休后住到苏州的新房子去了，很少回周线巷居住。自董夫人去世后，周线巷的房屋空置下来，干脆就租了出去。1889年，盛宣怀的四弟善怀出世。善怀的母亲富氏是盛康的偏房，盛康就让富氏带着善怀住到老家周线巷去。富氏去世后，善怀也到了上海，周线巷故居又空置起来。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常州人庄赓良被朝廷革职，事出突然，庄赓良只得携家眷回老家。他写信给盛宣怀，请将空置的周线巷故居借给他居住，盛宣怀倒也一口答应，因为几年没人居住，房子有点破旧了，要他先汇一千两银子作房屋修缮费用，两年内就不收租金了，今后如要续租，再按每月40两银子订合同。庄赓良回常州后一直住在周线巷，直到1917年去世。

董夫人去世后，遗下三子三女，最大的15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养育子女的工作十分繁重，盛宣怀的爱妾刁氏承担起了家政，，她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因此得到了盛康的认可，成了没有正式夫人头衔的准夫人。刁氏出身青楼，年轻漂亮，开朗直爽，又精明能干，深得盛宣怀喜爱。那几年，盛宣怀在山东、天津一带做官，有时也把刁氏带去陪伴，两人共同生活了15年，直到1889年刁氏去世，盛宣怀一直没有续弦。但是由于刁氏出身低微，始终没有得到盛氏家族的认同，至死也没有得到一个正式夫人的名分。

刁氏去世后，盛宣怀十分悲痛，再说那几年正在山东登莱青兵备道任上，忙于小清河水灾的治理，一时也没有心情再找一个夫人。这一耽搁就是两年，父亲盛康认为盛宣怀必须再娶一位正式夫人来主管家务，敦促盛宣怀续弦，他的兄弟姐妹也四处为他张罗，托媒相亲，目标仍在常州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最后相中了常州另一个望族庄家毓瑩的女儿，1891年秋天，为盛宣怀办了婚事，庄小姐遂成为盛宣怀的第二任夫人。

庄夫人名畹玉，又名德华，生于1866年，比盛宣怀小22岁。庄夫人出嫁时，盛宣怀已是一方道台，并使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大冶铁矿等大型政府企业的督办，实业蒸蒸日上，在号称远东第一商埠的上海置办了房产，庄夫人嫁给盛宣怀后，住在上海的盛公馆中，接触新鲜事物多，人又聪明，不久就显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来。

庄夫人知书识礼，有主见，有远识颇有经济头脑，和董夫人性格迥异，她行事果断，有时候有点严厉，是个女强人，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在回忆录中称她“有王熙凤的手段”。庄夫人对外爱用“德华”这个中性化的名字，给盛宣怀写信都是如此。很少用“畹玉”署名。由于盛宣怀常年在外，庄夫人也常给盛宣怀写信，她对含有家族事务特别是与人事有关的信件处置十分谨慎，在信封上特别写明“老爷亲启，旁人莫拆”，不许盛宣怀的幕僚代拆信件。有时还在信尾加上一句：“此信看过，速付丙丁。”要盛宣怀看后烧掉，以免被人看到，遭人忌恨。

盛宣怀整天和企业、商业打交道，庄夫人耳濡目染，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渐渐熟悉起来，盛宣怀主持上海华盛织布局的时候，上海的机器棉纺职业已经相当发达，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棉花有可观的市场，庄夫人拿出了一些私房钱，自己做主，做起了棉花生意，同时还做半成品面纱的生意，低价吃进，高价抛出，赚了不少钱。

庄夫人不但有经济头脑，还十分关心盛宣怀的政治前途。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天，盛宣怀被慈禧太后招进宫中“垂询”国家大事，子啊封建社会，这对一个官员来说是十分荣耀的事。庄夫人对此十分关心，接连给他写信，要盛宣怀在京城多活动活动，趁此机会谋个好点的职位。九月十三日的一封信中，庄夫人迫不及待地询问：“阅报纸，得悉召见两次，奏对六刻钟之久，未识所询如何？颇称旨否？”九月二十日，庄夫人又去信：“连接来电，均收，一切知悉。吾想你在京要自想门路。闻说皮小连虽是太监，荣宠非凡，若要升迁，须走伊门路。前者黄花农得此天津海关之缺，亦走皮之门路，用去七、八万两银子，又有一副晋于皮小连一同去奏，皇太后故放津海关道，此话陈永韶来向吾说及。望你须要费些小钱去巴结。”信中又不厌其烦地开导盛宣怀：“再□□二人亦要巴结巴结，彼处门上人等，亦该花些小钱，使人欢喜，不说坏话。吾闻知你未送人家门包，故此人家不说你好话，即吾家门上亦要人之门包，何况京内各衙门。”大概是庄夫人写的太露骨了，这封信中不少人名被盛宣怀涂掉，“皮小连”、“太监”被涂成墨团，整封信让人看的云里雾里，一时不明白指的是谁。笔者端详了半天，又多方考证，才知道原来庄夫人是要盛宣怀去联络大太监李莲英！党史民间有传说，说李莲英当太监前因私贩硝磺入过狱，出狱后改行修皮鞋，被称为“皮硝李”，因此信中以“皮”指李。不过盛宣怀对巴结李莲英似乎有点不屑，盛宣怀有李鸿章这样的大靠山，有必要去巴结一个宦官吗？庄夫人也是道听途说，急于给盛宣怀出谋划策，未必真有效用。

这是庄夫人为盛宣怀政治前途着想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庄夫人也曾多次向盛宣怀提出：做官要顾及名声，不要为小利怀名声，那就划不来了。就在上述信件来往期间，盛宣怀透露在京城搞到一批买米的护照，庄夫人几次在信中追问，这批护照你打算怎么使用？因为当时报纸披露了一位官员利用买粮护照贩卖粮食出洋，从中牟利，社会一片哗然。庄夫人在信中千叮万嘱：“吾家买米，利息小事，况要别人先赚，还要被人说邱话(常州方言：坏话)，也犯不着耽此名声。吾想你即办此护照，可作办赈米之用，不作赈米，寻钱小事，名声大事，望为斟酌。”那一年庄夫人才33岁，就俨然做起盛宣怀的管家婆了。

辛亥革命以后，盛宣怀下野在上海做起了寓公，盛家大大小小口都住在盛公馆里，盛宣怀年老体衰，已经没有了精力，盛公馆中一切事物都由庄夫人一手操办，家中吃闲饭的多，社会上打秋风的多，而能赚大钱的几乎没有，这种已开始走下坡路的大户人家，没有相当的手段，是很难管理的，庄夫人凭其精明的才干一力承担起整个家族事务的管理和运作。1916年盛宣怀去世，庄夫人遵照遗嘱，以盛氏遗产的半数，计580万两银子，成立名为愚斋义庄的基金会，规定不动本金，只用利息，用于家族事务和慈善事业，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盛氏家族的延续和发展。1927年庄夫人去世，时年62岁，她是盛宣怀的妻妾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庄夫人去世以后，盛氏众多的子孙再也没有人有能力管辖，没过几年，有人提议分掉愚斋义庄的本金，得到不少人的呼应，于是家族财产全部瓜分完毕，盛氏家族就此分崩离析，再也不复当年的繁华了。

盛宣怀与常州名人的交往         

在封建社会，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很重视同乡、同族、同年的关系，以乡亲、血缘、学业功名为纽带，组织起一片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自己的社会活动打造基础。特别是踏入仕途的官员，这些人脉关系尤为重要，谋职，调差、升迁、解难，需要时要有人帮衬，有人鼓吹，有人提携。此外地方上有身份、有地位的大户人家和乡绅，也是必须搞好关系的。

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份名单：《常州府武阳两县京官住址单》，是盛宣怀的姻亲刘翰为他收集的，名单中罗列了武进、阳湖两县同乡在京重要部门做官的官员名单，包括所在衙门、姓名字号、住址等详细信息。其中有翰林院的恽彦彬、冯光遹、费念慈、恽毓鼎、吏部的庄钟济，户部的刘如辉、庄允谐，兵部的庄攽、董瀚，刑部的汤似瑄、冯钟岱等十多人。我们还看到一份常州当地著名绅商的名单，人数就更多了，名下各有住址，有青果巷、鸣珂巷、麻巷、长生巷、娑罗巷、织机坊、阜成庄、西门外、东下塘、东直街、西瀛里、仁里弄、天皇堂弄……林林总总将近一百来人，常州城里城外，基本没有遗漏的。这两份名单可说是“盛档”中的“护官符”，盛宣怀进京，少不了要拜访那些高官同乡，联络一下感情，逢年过节，盛公馆按着名单挨家挨户送些年节礼品，也是人情往来的必做功课，不能疏忽的。虽然中年以后盛宣怀较少回常州老家居住，但是他和同乡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   

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号西蠡，江苏武进人。他是光绪十五年（1899年）进士，殿试二甲第六名。官至翰林院编修，著有《归牧集》，与著名文人文廷式、江标年纪相仿，名气也不分伯仲。费念慈是位书法家，也精通书画赏鉴，据说常州天宁寺大雄宝殿的匾额就是请他题写的。

费念慈是盛宣怀母亲费夫人的侄子、盛宣怀的表弟，两人的关系很亲密，通信比较频繁。费念慈虽说是个京官，但翰林是个闲差，事情不多，薪俸有限，1891年他被外派去浙江任乡试考官，还高兴了一阵子，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写道：“弟凡百如常，所幸六月廿二日得浙省试差，聊堪告慰。”没想他当了这么一任主考官，因为“务收雅才，取卷多不中规矩，揭晓后，谤声四起”，被李慈铭弹劾，丢了官，回到苏州做起了寓公。费氏家族本是富室，由于费念慈不善料理，平时又好收藏书画，花费很大，回乡后经济日益窘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给盛宣怀写信，想用自己收藏宋人手札、墨井画册做抵押，向盛宣怀借2000两银子，以解燃眉之急。此两件书画是费念慈收藏中的“镇库之宝”，平时不轻易示人，费信中称：“正月兄函商，实不忍割爱，今以寄存清闷，急而相求，聊供赏玩，在兄如旧愿暂偿，在弟似良朋暂别，但乞神秘，万勿轻示他人，以免横加恶跋劣印。名迹流传，阅世八百，不能不爱惜古人矣。”又提出：“但请与兄约，三年必赎回时就不付借款利息了。名士习气，跃然纸上。

费念慈精通书画，盛宣怀经常请他代觅名人字画，购买收藏。费念慈丢官后没了经济来源，也不得不放下名士架子，找些事来做。1897年，他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谋了一个苏州丝纱厂会办的职位，1901年7月，盛宣怀上奏“请调三品衔刑部候补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费念慈交臣委用南洋公学和译书之事“，得到批准，把费念慈调到南洋公学译书院。费念慈在南洋公学时对学校教育很有自己的看法，兴致勃勃地编了两部教材，一名《中庸九经通义》，一名《中西政学通考》，”以九经为纲，首引经，次征史，又次则采取西学、西史、政治、律法、条分而件系之”。看来是一种中西比较之学。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式官达19年之久，是光绪、宣统两朝皇帝的近臣。他留有《澄斋日记》，记事自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后，至1916年去世前，共30多年，100余万言，颇具史料价值。

常州恽氏也曾与盛氏联姻，恽毓鼎称盛宣怀为“姨丈”，自己称侄，有时却称甥，大概关系有点远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恽毓鼎在詹事府任职，经常有机会接近皇室成员和内府官员，盛宣怀有时也会通过他打听一些京城官员情况，或私下发发牢骚。1907年一信，盛宣怀谈及主持安徽、江苏特大水灾义赈的的困难情形：“惟春赈需款二万万两，江南库储一空，现已来泸商借。而上海市面去冬亏到四百万，为从来所未有，米已贵至八元，及至青黄不接，势必每石十元，小民困苦，如何了得，言念及此，想不能与闻家国事矣！贱恙稍愈，终日闷坐，承示各节，至深感泐，非至好骨肉，安能道及底里。弟生平但知在一事上讨好，不肯妄寻想尺（按：原文如此），是以吃亏到底，承示办事不求内行，大约植党营私之见，多于为公，此亦时运使然而。”可见两人交情尚属不浅。”

董康（1867—1974），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光绪六十年（1890年）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法律馆纂修、大理院推事，辛亥革命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太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他是近代著名法学家、在法学研究方面有不少著述，《中国法制史讲演录》、《秋审制度》、《集成刑事证据法》等。董康又是近代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名为“诵芬室”，藏书中多精本、善本、除宋元古本之外，另以名间戏曲小说为特色，胡适评论他是“搜罗名剑文学最有功的人”。后来他选择藏书中的精品刻成《诵芬室丛刊》30余种，多为海内孤本。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董康出任了伪“华北临时政府”的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为世人所不齿。

董康也是盛宣怀的亲戚，他是盛宣怀第一位夫人董夫人的族亲，盛宣怀的内侄，信中称盛宣怀为“姑丈”。董康虽然20多岁就中了进士，可是他早年似乎并不得志。1896年前后与人合作筹办报纸，又想创办译书会，“专译各国时务要书，未经人道者，而附译东西日报于前帙，冀扩见闻”。并把已编印的两册图书寄给盛宣怀，希望借助他推广。董康在上海呆了一年多，办报、出书之事都没有什么结果，1898年，听说同年李盛铎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想谋一差事，给盛宣怀写信，请他推荐：“李木斋京卿已奉出使东瀛之命，侄以同年旧契，拟往相依，若得一席参随，萍梭之踪，汔可少息。惟随使一差，向多达官荐托，谋之甚难，贫贱故交，未敢深恃，拟求赐书一纸，力为吹嘘，夙隶仁帡，知之有素，当不以冒昧为罪也。”此事好像也没有结果。

董康后来进刑部任职，又入法律院，专攻法学，渐成气候，步步高升，1906年5月受刑部派遣，赴日本考察法律，盛宣怀特意致信日本驻泸领事永泷久吉，为之介绍，并请在日本提供方便。子啊社会经济活动中，盛宣怀常与外国政府馆员和企业家打交道，谈合同，订契约，深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董康也是他颇为重视的社会关系，逢年过节，盛府在京送节礼的时候，董康也是送礼的对象之一，笔者曾见一份礼单，礼品有：绍酒一坛、只眼两匣、糟鱼两坛、冬笋一盒、福橘一盒、金腿两肘、点心两盒、燕席一桌。董康收下糟鱼、冬笋、福橘、金腿四样，回了一张名条表示感谢。一到官场上，都是大人、老爷、都没有姑丈、侄子的区别了。

盛宣怀的社会交往十分广泛，与常州人士的关系常常沾亲带故，更是无法枚举。在盛宣怀收藏的书信中，有些近代常州名人，如非看到写给盛宣怀的书信，简直无法想象会和盛宣怀有什么关系。如著名常州词派的词人况周颐，著名书法家、店招写手唐鸵等。况周颐是《常州先哲遗书》的校勘之一，书成后，他写信向盛宣怀求赠一部，同时送了五册他自己的著作。1911年7月，唐鸵曾作为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的代表，与盛宣怀签订合同，承印盛宣怀托人翻译的《日本明治财政史》，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图书公司因社会动荡入破境地，唐鸵又出面向盛宣怀求助，可见除了书法家之外，唐鸵还是一个出版商。

（摘自《龙城春秋》2009年第三期）

文/冯金牛